近来一些关于越南的文章非常有热度，文章观点不一，广大网友的评论也各有视角。在我看来，这些文章都有它们的价值。偏危机论的文章，你可以认为是种提醒或审视；偏乐观论的文章，你可以理解是厘清自己的优势。

于是，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作为商业咨询顾问，我应该帮助所服务的企业家们，以什么思维来看越南呢？答案是增量思维，而非零和思维。

相信很多读者都听说过“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也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大国的挑战，与现存大国的博弈，很难以和平方式结束，而背后的三大主因是：利益、恐惧和荣誉。

利益是主因，尤其是当你用零和思维来看双方的博弈。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有某种基础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美国可以获得指数级的新增量，美国还会那么在意或担心中国目前所取得的进步吗？奥巴马还会说，“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的好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吗”？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越南目前所取得的进步呢？看看下列国家劳动生产率（每小时创造的价值，按PPP购买力评价折算，单位为美金）的对比，我想我们还有很大的、自主可控的增量空间。

我们在立足自主增量空间的同时，整体也应该用增量而非零和思维来看越南的进步。而对企业家来说，笔者觉得至少要有两个增量视角：

– 越南效率进步，哪些是我们能参与的增量?

– 中越优势互补，能够创造出什么增量？

让我们换个方式来对比中国和越南自从1978年的劳动生产率。

1978年-200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越南；一直到2006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到4.7，第一次超过越南的4.6；到了2021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到了15.7，已经超了越南10.4的50%。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除了科技创新外，产业结构和人口红利是最重要的两大因素。

首先对比看看中国和越南的产业结构：

从两个图表对比可以很明显看出来，越南的第三产业占比一直在40%左右（2021年42.9%），而伴随第一产业占比的持续下降（2021年15.4%），是第二产业占比的持续提升（2021年41.7%）；越南2021年的产业结构跟中国2000年前后非常类似。

而中国是第二产业占比一直在40%左右（2021年39.4%），而伴随第一产业占比的持续下降（2021年7.3%），是第三产业占比的持续提升（2021年53.3%）。

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要低于第二产业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个大致数据是，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20%。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更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企业管理水平、科技创新、资本活力、劳动力市场等多种因素。

中国过去几十年，能够在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下，劳动生产率稳定高速提升，背后就是这种综合实力提升的体现。而越南劳动生产率提升较慢，也是受制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那么，这是不是我们参与的增量机会呢？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越南服务业的行业结构，以及越南的人口红利情况。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报告显示，我国大学教育人口比例是15.5%，高中教育人口比例是15.1%，越南教育水平整体跟我国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我国城镇人口占比是63.9%，城乡人口结构刚好跟越南相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有个非正常数据，越南2020年乡村人口的就业率比城镇更高，但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冲击让大量城市农民工在2020年返乡离开城市。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渐过去，这个非正常的数据应该会恢复正常。

结合上述数据情况，越南应该有不错的人口红利基础，而越南服务业中的几个核心行业——批发零售、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都是中国综合水平较高的行业，完全具备参与这些行业效率提升的能力。

此外，越南本土电商和跨境电商近几年都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东南亚仅次于印尼的电商市场，几个头部电商平台和头部电商快递也都有我国头部产业资本的参与。资本助力电商和电商快递的快速发展，会进一步带动互联网渗透、物流、支付等基础设施的迁移。这些也会让上述重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有了更好的基础。

期待看到，第二波国内产业玩家更多参与越南服务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这一个增量视角，已经有蛮多文章分析了，本文就简单说说。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中国制造报告20讲》通过实地调研和逻辑推演，认为中国制造到东南亚是溢出而不是外迁。背后讲的主要逻辑是：原材料和半成品从中国到东南亚（主要是越南），越南组装成成品出口到中国或欧美。这种溢出，充分结合了中国供应链布局优势和越南的低人力成本和关税成本优势。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场景只适合复杂供应链场景，也就是链条长、成品所需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品类多。对于简单供应链场景，比如家具行业，越南本身也具备丰富的原材料供给能力，这种产能转移对我国已经有客户端或者产品设计端竞争优势的企业玩家，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机会，而对于仅有简单制造能力的企业玩家，就更多是挑战和风险了。